如果要在当今的科技界寻找一个绝对的异类，理查德·斯托曼（Richard Stallman，常被简称为 RMS）无疑是头号人物。

图 | 比尔·盖茨公开信（来源：Techrights.org）

这一理念迅速在行业中引起共鸣。商业化浪潮席卷了整个软件界，大量有才华的程序员投身市场，就连曾经在自由共享氛围中成长的 Unix 操作系统，也被其版权持有者 AT&T 公司严格保护起来——不再以象征性价格或者免费提供给学术机构，并对所有 Unix 及其变种主张完整的著作权。

此举意味着，无数热衷于探索技术的黑客们，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自由地学习、修改和分发软件了。

面对这样的剧变，多数人选择顺应潮流。但理查德·斯托曼拒绝向现实妥协，并决心以一己之力扭转局面。他的回应是：既然软件走向封闭与私有，那就从头开始，亲手打造一套完全自由、开放的替代系统。

为此，他发起了一项宏大的计划：开发一个与 Unix 兼容但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，并将其命名为“GNU”（意为“GNU 不是 Unix”的递归缩写）。他旨在构建一整套自由的软件生态，确保用户对程序拥有彻底的控制权——包括运行、复制、分发、研究、修改和改进的自由。

斯托曼凭借其影响力，召集了许多黑客共同参与，并成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（FSF）来推进此事。但他深知个人力量的局限，于是设计出了一个具有“传染性”的法律工具：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（GPL 协议）。

作为开源协议的一种，GPL 规定：任何基于 GPL 代码衍生的软件，其源代码也必须以相同条款公开，不得闭源专有。

这一机制如同“病毒”一般，将自由共享的理念持续扩散。有人戏称，照此逻辑，理查德·斯托曼迟早会让可口可乐公司也在 GPL 协议下公开其饮料配方。

到 1990 年代初，GNU 项目已完成了操作系统所需的几乎所有关键组件：Emacs 编辑器、Bash Shell、glibc 库、GNU Make、GDB 调试器，以及最重要的——GCC 编译器。唯独缺少一个稳定、高效的内核。

1991 年，芬兰大学生林纳斯·托瓦兹（Linus Torvalds）在 Usenet 上发布了 Linux 内核的初版。他使用 GCC 编译了自己的代码，并在次年决定采用 GPL 协议发布 Linux。

这一选择至关重要——它使得 Linux 能与 GNU 的组件无缝结合，形成一个功能完整、可实际部署的操作系统。

图 | Richard Stallman 患癌后出席活动（来源：Reddit）

不过，斯托曼并非完人。他性格固执、言论极端，常将复杂社会问题简化为二元对立。在他眼中，专有软件不仅是“不好”，而是“不道德”；使用 SaaS（软件服务）等同于“交出自由”；甚至像 Netflix 这样的流媒体服务，也被他批评为数字枷锁。

这种道德绝对主义，使他与许多务实的开源倡导者疏远。林纳斯·托瓦兹直言：“RMS 的性格让很多人对自由软件敬而远之。”

真正的危机爆发于 2019 年。当时 MIT 媒体实验室因接受性犯罪者杰弗里·爱泼斯坦（Jeffrey Epstein）的资助而陷入丑闻。

斯托曼在一封内部邮件中对人工智能先驱马文·明斯基（Marvin Minsky）是否涉及性侵案发表评论，试图从语义学角度分析“性侵犯”在特定情境下是否成立，称当事人（未成年人）“可能表现出了自愿”。

这可能也是他所认为的一种“自由”，只是过于理想和真空。

尽管他事后澄清并非为罪行辩护，但公众普遍认为其言论缺乏基本共情，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。在巨大舆论压力下，他被迫辞去 MIT 客座研究员及 FSF 主席职务。

虽然 2021 年经 FSF 董事会投票复职，但事件已造成不可逆的裂痕：主要赞助商红帽（Red Hat）、Canonical 一度暂停资助，社区内部出现严重分裂。

这一事件暴露了早期黑客文化中的致命缺陷：过度崇尚逻辑正确，忽视社会情感与权力结构。斯托曼的世界观建立在“代码即法律”的理想之上，却未能充分理解现实世界中性别、权力与创伤的复杂性。

在 AI 时代重新定义“自由”

到了 2025 年，斯托曼所担忧的趋势正在加速演进。生成式 AI 如 ChatGPT、Gemini、Claude 等由少数科技巨头垄断，其训练数据不透明，推理过程不可解释，输出的代码无法被用户审查。

斯托曼称这类系统为“废话生成器”（Bullshit Generator）：如果用户无法理解、修改、控制自己使用的软件，那么无论它多么“智能”，本质上仍是黑盒奴役。

图 | 关于 ChatGPT 的评论（来源：stallman.org）

更严峻的是，云计算和 SaaS 模式正在消解“本地软件”的概念。用户不再安装程序，而是在云端点击服务；数据不再属于自己，而是存储在企业的服务器上。

斯托曼早在 1990 年代就警告过“服务代替软件”的危险——SaaSS（Service as a Software Substitute）——指出这会让用户彻底失去对计算的控制权。

如今，他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。而普通用户早已习惯用隐私换便利，习惯在不读条款的情况下点击“同意”。自由软件运动所捍卫的用户权利，在效率与体验面前显得不合时宜。

可恰恰这种不合时宜，让斯托曼的存在显得愈发珍贵。

他或许无法阻止技术中心化的浪潮，但他的声音迫使我们不断追问：技术进步是否必须以自由为代价？AI 时代，我们是否需要新的“自由软件定义”？如何确保算法的透明与可审计？

理查德·斯托曼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精神领袖。他固执、偏激、不善共情，甚至有时令人反感。但就连他的反对者也承认：“倘若世上没有理查德·斯托曼，人类也应当创造出这样一个人。”

运营/排版：何晨龙